從文物看“虎文化”

虎，乃百獸之王，也是威望、勇敢與力量的象征。自古以來，它的形象就出現在青銅器、玉器、瓦當、磚石等器物上，形成了別具一格的“虎文化”。山西出土、館藏的文物，有不少與虎息息相關。

由山西省文物局指導，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考古博物館)主辦的虎年賀歲系列展，正在山西考古博物館(太原文廟)舉行。本次系列展包括“虎虎生威——山西考古博物館藏虎文物”“虎模虎樣——侯馬鑄銅遺址虎紋陶范”“晉虎多福——山西虎文化民間刺繡暨創新設計展”，營造出歡慶虎年新春的祥和氛圍，呈現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和豐富的精神底蘊。

其中，“虎虎生威——山西考古博物館藏虎文物”，以50余件館藏山西出土文物，讓觀眾體會“虎文化”在山西歷史底蘊里留下的印記。

小巧精致玉虎頭

東漢文人應劭所著《風俗通》記載：“虎為陽物，百獸之長也。”

自然界中，虎已存在了數百萬年。人類從誕生之日起，就不斷與虎接觸，衍生出“虎文化”。在山西的史前遺址中，考古人員就已發現以玉為載體的虎形象文物。極具代表性的是，從山西芮城清涼寺史前墓地出土的兩個玉虎頭。

芮城清涼寺史前墓地，距今有4300年至3800年。發掘過程中，考古人員發現兩個虎頭狀的小飾品散置于墓室底部。這兩個小飾品，便是玉虎頭。它們小巧精致，通體潔白，造型惟妙惟肖，彰顯出精湛、細膩的雕刻手法。

不能不提的是，從湖北省天門市肖家屋脊遺址6號甕棺出土的十幾件虎頭形玉飾中，竟然有一件玉飾同芮城清涼寺史前墓地出土的玉虎頭相似。這反映出史前社會不同地域之間的文化傳播與交流，也顯示了中華文化的源遠流長。

崇虎情結的見證

公元前兩千年左右，我國邁入青銅時代，持續約1600年之久。

商周時期，青銅器的制作、使用，達到巔峰。作為權力和地位的象征，青銅器是商周時期“明貴賤、辨等列”的標志物，此即所謂“藏禮于器”。

這一時期，同樣有著權力象征的虎，成為上層社會崇尚的靈物。因此，虎被廣泛應用于青銅器的主題紋飾或輔助紋飾之中。它的藝術表現形式，以卷尾盤臥、昂首立尾、吐舌匍匐等最為常見。

出土于山西運城絳縣橫水西周墓地的虎形銅飾，其設計就是兩頭臥虎。兩只虎盤臥于地，尾巴卷曲，回首側視。乍一看去，虎的靈氣、威嚴被展現得淋漓盡致。

展覽中，有一件從山西臨汾曲村-天馬遺址北趙晉侯墓地出土的晉侯牛虎匜。這件青銅器上的老虎，呈伏踞狀，尾巴上卷，形象地展示出老虎的兇猛、威嚴。這是古人在塑造老虎的藝術形象時賦予它的特性。

從古樸走向華美

隨著文明發展的進程，玉文化在漫漫歷史長河中，扮演著中華文化獨特的角色。

可上溯至新石器時代的玉文化，在商周時期迎來成長期，表現出強烈的時代性，其中之一便是禮儀。

根據考證，商周時期，喪葬之風大盛，貴族墓葬多陪葬精美的玉器。這一時期的虎形玉器，以平面化的肖形佩飾葬玉為主。就造型而言，蹲伏的身姿，卷曲的尾部，使虎紋形象較之史前更加具象。

從北趙晉侯墓地出土的臥狀玉虎，四肢趴在地上，雙目前視，尾巴卷起上揚，將老虎靜的自然特點展露無遺。

據了解，商周時期玉器造型具有兩大重要特點，一方面是根據不同的視覺審美要求，因形施藝，讓動與靜的習性特征完美統一，另一方面是展現動物的自然性。

通過考古發現，商朝、西周至東周時期，虎形玉器的特點由古樸、光潔向華美繁縟發展。到了戰國、漢代，虎的形象時常出現在“四神”題材中。

承載寄托行至今

唐宋之后，虎的題材雖依舊受到貴族青睞，但已經逐漸脫離宗教神話色彩。它開始走向尋常百姓家，逐漸形成守門、驅邪、祈福等民間習俗文化。出土于山西臨汾侯馬東莊金墓的虎形瓷枕就是最好的例證。

虎形枕是模仿老虎形狀制成的寢具，因其形象多為伏臥狀，又稱伏虎形枕或臥虎形枕。自唐代起，以虎枕為典型的獸形瓷枕迅速發展。進入宋代，虎形瓷枕工藝得以創新，并賦予新的寓意。

金代虎形枕發展極盛，多以臥虎背部作枕面，對虎的外形進行處理，著意刻畫虎頭，尤其是又圓又大的眼睛和齜牙咧嘴的神態，將虎的身軀和尾巴大幅度地收縮，縮短四肢，肩、腹、腿、爪、尾等部位用筆墨畫出，以線條或著色表現。燒制時，所需的透氣孔常設置在虎頭的鼻孔位置，隱而不露，頗顯制作者巧思。

虎形枕的產地主要集中在黃河流域一帶。其中，山西長治窯生產的虎枕，為宋金時期藝術水平最高、傳世量最大。

如今，虎已帶著美好的精神寄托，走進了年畫、刺繡、剪紙等藝術作品。由此可見，它的形象已真正接地氣、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