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創新如何賦能文物保護？這份國家級規劃說得很清楚

國務院辦公廳日前印發《“十四五”文物保護和科技創新規劃》(以下簡稱《規劃》)，這是文物事業發展五年規劃首次從部門規劃上升為國家級專項規劃。

值得一提的是，《規劃》首次將科技創新納入題目。多位專家在接受人民網“強觀察”欄目采訪時表示，《規劃》把文物科技創新擺在了突出顯著位置，將文物考古整體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供了堅強支撐。

科技創新如何助力文物保護及利用?

文物是歷史的見證、文明的載體，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資源。近年來，文物“保護第一”深入人心，各文博單位、科研院所等紛紛通過科技創新為文物保護和利用注入源頭活水。

敦煌研究院院長趙聲良此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在敦煌石窟內，工作人員應用科技手段，對溫度、濕度、空氣質量的變化情況實施了全面監控。一旦數值超標，工作人員可從電腦系統看見相應紅燈亮起。旅游管理人員會及時暫停該窟的開放，讓它“休息”。

三星堆考古現場首創性地設立了現場考古實驗室，使考古工作者可以通過電子顯微鏡、三維激光掃描和高光譜掃描等設備，完成從肉眼可見信息到不可見信息的綜合提取，第一時間發現、記錄、提取文物和遺址中的多學科信息，更好地還原當時的歷史場景。

“科技創新不僅有利于文物價值的發現，還有利于文物保存。”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徐怡濤表示，要判斷文物有多大的歷史價值，首先面臨的問題是歷史時空的確定，現代科技手段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鑒定和展現文物的真實價值，形成更完整的證據鏈，最大程度還原歷史。此外，文物被發掘后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些衰變或劣化，我們需要運用科技的力量創造一個更有利的保存環境。

“文物背后隱藏的歷史價值需要通過故事去傳遞，文物在被放到博物館之后，其價值傳播會受到時空、管理等各方面因素的限制，現代科技的運用讓大家足不出戶就能身臨其境。”徐怡濤舉例說，數字博物館、智慧博物館進行線上展示，打破了時空的限制，通過數字技術讓文物的價值被更多人了解。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黨委書記、教授陳建立透露，當前，國內文物科技創新團隊圍繞文物科技檢測與保護技術裝備、人類生存環境以及人與環境互動、資源技術與文明、生物考古(動植物考古及古DNA分析)、考古大數據、實驗考古以及保護利用等均取得許多高水平研究成果，在田野考古調查、發掘、研究和保護利用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

如何讓考古事業人才輩出?

按照《規劃》指引，“十四五”時期，國家將實施考古人才振興計劃，選拔100名考古領軍人才、100名考古青年人才，重點培養500名考古科研骨干，新增4000名考古專業人員，構建一支業務能力強、年齡梯隊和知識結構合理的考古人才隊伍。

“考古工作已經不是一個冷門，我國考古發掘已形成國家級、省級、市級機構為主體，高等院校為補充的人才隊伍模式，擁有了一支專業化素質較高的隊伍。”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國祥表示，在取得成績的同時，考古人才隊伍的建設也存在各種挑戰。

他建議，根據考古工作的特點，培養多樣化考古人才。“培養能夠到野外開展田野考古調查和發掘的人才;擴大本科學習考古專業的人才隊伍;考古研究單位適度放寬用人條件，碩士畢業生從事田野考古工作完全可以;在全國建設一批考古職業技術學院，專門培養考古技師人才。”

“雖然近些年來高分考生報考考古專業的例子并不少見，但畢業后能從事一線田野考古的卻并不多。”在徐怡濤看來，激發人才活力，一方面要靠學科建設，增加招生指標、編制資源吸引人才;另一方面則是提高行業待遇、打通晉升渠道來留住人才。

“若待遇沒有提升，晉升壁壘問題沒有解決，行業仍會面臨嚴重的人才流失。”徐怡濤建議，既要提升考古工作人員的工資待遇，也要優化考古經費管理機制，還要在國家層面提升社會對考古工作的認知層次，讓田野上的工作者得到應有的報酬，讓考古從業者得到更多的社會尊重、職業認同。

如何理解中國特色的考古學?

1921年，我國開始對仰韶文化遺跡進行考察，中國現代考古學由此誕生，迄今已走過百年歷程。

“現代考古學傳入中國一百年以來，考古學重建了中國史前史，揭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格局的形成過程。” 陳建立表示，考古學不僅為筑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物質載體和精神力量，也為不同文明之間能夠和平、和睦、和諧交流互鑒提供了大量的實物證據。

劉國祥認為，我們的中華文明在世界其他地區的古老文明中最有特色，而我們的特色就是迄今為止唯一沒有中斷的古文明，且延續至今，生生不息。

“考古學研究了古今族群關系、人地關系和超大規模國家治理方式，可為現代國家治理提供借鑒的經驗。”陳建立強調，考古學彌補了經典馬克思主義學說關于東方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不足，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豐富的科學資料和理論證據，這是中國特色考古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此次《規劃》中明確了要系統確定考古發掘重點，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推進“考古中國”重大項目，科學闡釋中國境內人類起源、文明起源、中華文明形成、統一多民族國家建立和發展、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等關鍵問題，揭示中華文明的歷史文化價值和核心特質。

“考古學與歷史學的融合發展，這也是中國特色考古學的一個顯著的方面。”劉國祥表示，在對文物進行研究闡釋的過程中，要充分利用歷史文獻材料，真正作到透物見人;在對文物進行保護利用的過程中，一定要充分發揮科技優勢，使文物保護的技術手段得到多學科融合提升，傳承文脈，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考古學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