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陜西南鄭疥疙洞舊石器時代洞穴遺址

黑龍江饒河小南山遺址

陜西神木石峁遺址皇城臺

河南淮陽平糧臺城址

山西絳縣西吳壁遺址

甘肅敦煌旱峽玉礦遺址

湖北隨州棗樹林春秋曾國貴族墓地

新疆奇臺石城子遺址

青海烏蘭泉溝吐蕃時期壁畫墓

廣東“南海I號”南宋沉船水下考古發掘項目

陜西南鄭疥疙洞舊石器時代洞穴遺址

發掘單位：陜西省考古研究院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  南京大學

項目負責人：王社江

秦嶺是中國南北自然與人文地理過渡地帶、分界線，被譽為“中華龍脈”。深入開展該地區舊石器考古工作，對于研究中國古人類演化和舊石器文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1995年以來，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南京大學等單位在秦嶺地區開展了持續的舊石器考古調查、發掘與研究，發現舊石器遺址400余處、舊石器20余萬件。2017年以來，為彌補秦嶺中西部地區舊石器時代中晚期洞穴遺址發現的短板，研究團隊在漢中盆地開展了洞穴專項調查，于南鄭區梁山鎮南寨村附近新發現了疥疙洞遺址。由于遺址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2018-2019年，經國家文物局批準，對其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

發掘1×1米探方27個。發掘中有效融合了舊、新石器時代考古發掘方法，將文化層與水平層相結合，在文化層內以5厘米為水平層進行發掘，尤其關注不同文化層之間的人類活動“地面”信息。開展了舊石器考古學、體質人類學、地層年代學、動物考古、數字考古等多學科研究，力求更加科學和全面地獲取遺存信息。

遺址地層堆積厚約1.6米，分13層，第①、②層為近現代堆積，第③-⑩層為舊石器時代文化堆積層，第 - 層為自然砂礫層，第 層以下為基巖。舊石器時代堆積可分三組：

第一組為第⑩-⑨層，深灰黑色粉砂，夾大量灰巖碎屑。出土石制品、燒骨、動物化石100余件。石制品原料以石英礫石為主，工具多見以石片為毛坯的小型刮削器。距今約10萬年（光釋光測年數據，以下同）。

第二組為第⑧-⑥層，深灰棕色粉砂，夾少量灰巖角礫。出土石制品、燒骨、動物化石1400余件。石制品600余件，原料以石英礫石為主，其次為石英巖和凝灰巖礫石；類型包括石核、石片、工具、斷塊和片屑；工具多見以石片為毛坯的中小型刮削器，其次為尖狀器。距今約7-5萬年。

第三組為第⑤-③層，淺黃棕色粉砂，夾較多灰巖角礫。發現人類活動面1處、石器加工點3處、火塘2處；出土人類化石、石制品、燒骨、動物化石等遺物萬余件。第⑤層下發現有1處火塘，位于洞口處。人類活動面位于第④層下，具有明顯的踩踏面，活動面上見有石器加工點、火塘以及集中分布的碎骨堆。在原生地層中出土2枚早期現代人牙齒化石，分別發現于第④層和第③層；另在早年被人工搬運至洞外的、含石制品和動物化石的堆積中篩洗發現少量人類牙齒和頭骨殘塊。石制品1500余件，原料以石英礫石為主，其次為石英巖和凝灰巖礫石；類型包括石錘、石核、石片、工具、斷塊和片屑；工具大多以石片為毛坯，多為中小型刮削器，存在少量尖狀器，偶見重型刮削器。動物化石及燒骨8000余件，初步鑒定有鹿、麂、牛、劍齒象、犀、野豬、大熊貓、熊、狼、最后鬣狗、黃鼬、豪豬等20余種，其中鹿科和牛科動物占絕大多數，屬于晚更新世“大熊貓-劍齒象”動物群。距今約3—1.5萬年。

三組堆積單位代表了三期文化遺存。各期石制品面貌基本一致，均屬小石片石器工業系統，石器加工技術為“簡單的石核-石片技術”。總體呈現出一脈相承、連續發展的特點。

疥疙洞遺址是近年來我國舊石器時代考古非常關鍵的新突破，具有重大的學術意義和科學價值。

第一，它是中國舊石器時代遺址中罕見的、保留了距今10-1.5萬年間人類化石和豐富文化遺存的洞穴遺址，地層堆積基本連續，層位關系清楚，出土遺物性質明確，進一步豐富了中國境內距今10—5萬間的關鍵考古資料。

第二，中國早期現代人化石的地點中包含文化遺物者極少，疥疙洞遺址不僅出土有距今3萬年左右的現代人化石，還發現有豐富的、共生關系清晰的小石片工業系統的石器，為中國乃至東亞地區早期現代人演化自本土古人群的學說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學證據。

第三，填補了漢中盆地舊石器時代晚期人類洞穴類型居址的空白，對研究早期人類洞穴和曠野階地兩種類型的居址形態和生計方式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第四，出土數量眾多、種類豐富的動物化石，且與人類活動密切相關，極大地豐富了秦嶺地區晚更新世的動物化石材料。

總之，一系列的重要發現，對研究秦嶺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的人類體質特征、棲居方式、行為方式、石器工業面貌、文化發展演變過程及其環境背景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黑龍江饒河小南山遺址

發掘單位：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饒河縣文物管理所

項目負責人：李有騫

小南山遺址位于黑龍江省饒河縣烏蘇里江左岸，總面積40余萬平方米。該遺址發現于1958年，1971年、1980年和1991年曾做過小規模考古工作。2015-2017年和2019年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饒河縣文物管理所連續發掘，總揭露面積1,600平方米，取得了黑龍江流域考古研究歷史性的新突破。

確認五支不同時期新的文化遺存

第一期文化遺存距今約17,000-13,000年，發現5,000余件打制石器和珍貴的早期陶片，石制品以兩面器和大量石片為主，陶片火候較低，夾砂，內外表面有壓印草痕。這與1980年在小南山南端山崖下發現的“猛犸象屠宰點”同時，為我們展現出一幅更新世末期烏蘇里江流域史前獵人活動的立體畫面，也為俄羅斯境內探尋近百年的奧西波夫卡文化找到了直接源頭。

第二期文化遺存以相距75米的兩片墓區、總計50余座的土坑豎穴墓為代表。依據本地區考古學文化序列，結合獲得的7個14C測年數據（其中2個為人骨樣品），確定該期遺存為距今約9,200-8,600年。墓坑大小不一，長250—70厘米不等，人骨保存不佳，隨葬石、玉、陶器。墓葬之上方均有封土積石，其積石的方式有所不同:南部以單體封石為主，即每座墓葬各有自己的積石封墓；北部則以整體封石為特點，所有的墓葬都被壓在同一石堆之下，僅直徑5厘米以上的石塊就有13000余個，最大者近200公斤，總重量達14余噸。巨大而持久的勞動力投入，反映出小南山先民充盈的社會能量和生生不息的傳承魅力。

第三期文化遺存約距今4700-4500年，是由10余座半地穴房址組成的村落。目前僅發掘房址1座，出土器物主要為平底筒形罐，陶器表面紋飾繁縟，以細密篦點紋為底，上加劃蝸旋紋，其文化特征與俄羅斯境內的沃茲涅謝諾夫卡文化相同，這是在我國境內首次發現的具有明確層位關系的此類文化遺跡，擴展了該文化分布的南界。

第四期和第五期文化遺存分別屬于西周中期和西漢時期，遺跡均為半地穴房址。根據地表所見考古現象判斷，總數在20座以上。其中有3座房址經過發掘。有限的出土器物表明：第四期文化遺存以頸部飾折線紋的陶壺為代表；第五期文化遺存以素面陶壺為特征。兩者在我國境內此前從未發現，在俄羅斯境內也只有零星的線索，小南山的發掘為這類文化遺存的發現與研究提供了經驗。

發現東亞地區系統用玉的最早證據

近幾年在小南山遺址發掘出土玉器120余件，加上以往發現總數超過200件。種類包括玉玦、環、管、珠、扁珠、璧飾、錛形墜飾和玉斧等，構成了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玉文化組合面貌，尤其玦飾、玉管、璧飾等，對其后的東亞玉器文化產生巨大的影響。這些玉器上多見砂繩切割技術留下的彎曲條形痕跡，此為目前世界最早的發現，比中美洲同類技術早六千多年。砂繩切割技術后來成為紅山、良渚玉工的主打工藝，奠定了中華玉器文化早期蓬勃發展的技術基礎。

小南山遺址出土的飾物中，軟玉占半數以上，在玦、環、匕等重器中比率更高。小南山人對溫潤而澤軟玉的重視躍然于物上，將其賦予了巨大的象征性意味，重玉輕珉的觀念已經形成。世界人類社會兩大最高核心價值體系分別為：西方黃金、東方玉器。前者形成于六千多年前，后者遲遲未有定論。小南山遺址玉器的發現，確立了東方比西方的社會文化價值觀念早熟了二、三千年之久。

將黑龍江和東北史前考古推向新階段

在小南山遺址發現連續多時期的文化遺存，跨度15,000余年，對構建黑龍江下游乃至濱海地區考古學文化序列意義重大。該遺址所具有的獨特區位優勢，大大提高了我國在國際舞臺上對話的能力，改變了東北亞史前考古以日、俄學者為主導的被動局面。

小南山遺址墓地布局緊湊、形制復雜、極具規模，在同時期的中國考古學遺存中十分罕見。這為探討全新世早期氣候溫暖時段，中國各地區史前人群的適應模式、人口構成和社會狀況等問題提供了寶貴的案例。

小南山遺址諸時期的考古學遺存，一脈相承，穩步發展，顯示了持久的生命力和爆發力。小南山遺址的考古發現為理解鮮卑、契丹、女真和滿族的強勢崛起找到了歷史邏輯，證明白山黑水的古代漁獵先民在中國古代文明的早期進程中發揮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陜西神木石峁遺址皇城臺

發掘單位：陜西省考古研究院  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隊  神木市石峁遺址管理處

項目負責人：孫周勇

石峁城址位于陜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鎮，地處黃土高原北部的黃河一級支流——禿尾河北岸的梁峁臺塬之上，城內面積逾400萬平方米，以“皇城臺”為中心，內、外城以石砌城垣為周界向內拱衛，巍峨壯觀，氣勢恢宏，結構清晰，是中國北方地區龍山時代晚期的超大型中心聚落和區域政體中心。

皇城臺位于城址中部偏西，為一處四圍包砌石砌護墻的高阜臺地，是內城和外城重重拱衛之核心，三面臨崖，一面以“皇城大道”與內城相接。2016年皇城臺考古工作啟動，發掘地點分別位于東護墻北段上部、門址及臺頂大型夯土高臺建筑基址。

東護墻北段上部 本次清理長度約120米，自上而下揭露石墻7~8階，高度8~15米。護墻階與階之間相疊，并有寬度不等的退臺。靠近臺頂的石砌護墻高達5米，往臺底部位，墻體變矮、層階增多。局部墻體有多次修葺增補的現象，部分墻面上密集分布著纴木。

發掘之前，這一區域主要被來自皇城臺頂部的棄置堆積覆壓，棄置堆積內出土了陶、骨、石、玉、銅等各類標本4萬余件，還有一些紡織品和漆皮殘片。這些遺物大部分是皇城臺在使用期間的生活垃圾。其中，以骨針數量超過1萬枚。20余件口簧即先秦文獻中記載的樂器—簧，形制完整、考古背景清晰、共存器物豐富，是世界范圍內年代最早的口簧實物。成層分布的100余片卜骨、造型生動的20余件陶鷹，數量可觀的建筑用瓦，牙璋、琮、鉞、環等玉器，錐、刀、環等銅器以及海貝、象牙、絲織品等高等級遺物，無不彰顯著皇城臺的特殊地位和性質。

門址 位于皇城臺東側偏南，自下而上依次由廣場、外甕城、南北墩臺、鋪石坡道、內甕城、主門道等組成。廣場平面呈長方形，面積超過2000平方米。外甕城為平面呈折角“U”形，在其外側墻根處墻面發現兩件玉鉞，當系鋪設廣場地面時有意埋入。內甕城平面呈“L”形，下連南墩臺、上接主門道。主門道為橫“U”形的“回廊”，由兩側石墻上發現的對稱分布的壁柱槽推測，主門道應系一覆頂的封閉空間，也是登上臺頂的最后一道“關卡”。門址一帶出土的遺物以陶、玉、石、骨器及壁畫殘片為主。

皇城臺門址形制完備、結構復雜，除與外城東門址同樣具備強烈的防御色彩外，外側長方形廣場及兩側伸出的長墻，可能還具有一定的禮制功能，對后世都城門址結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大型高臺建筑基址 沿門址內的坡道向上攀登，可達皇城臺臺頂。臺頂發現一處大型高臺建筑基址——大臺基，圓角方形，夯土臺芯，四周以石砌護墻包砌。據殘存高度估算，原夯土臺體高度當不低于5米，其上分布著房址、石砌院墻、“池苑”等重要遺跡。根據地表石塊分布及石墻走向推測，大臺基呈圓角方形，四邊長度相當，總面積在16000平方米左右。

南護墻最高處殘高約4.5米，在其外側另有一道石砌夾墻，走向與南護墻平行，兩者之間形成寬約9米的夾道，夾道內地面保存較好，與皇城臺門址地面相連。

截至目前，大臺基南護墻共發現了70件石雕，除21件砌筑于南護墻墻面上、1件矗立在夾道地面上之外，其余均出土于夾道內的南護墻倒塌堆積中。依其形制可分為平面型、塑像型、立柱型三類；雕刻技法以減地浮雕為主，兼有少量陰刻和圓雕；圖像內容可分為人物、動物、“神獸”、符號等。關于這些石雕是否“舊物新用”還是處于原本的位置，依然存在較大的討論空間。目前尚不能確認這些石雕是否來自皇城臺上比大臺基更早的高等級建筑，在建筑毀棄后被重新砌筑于大臺基石砌護墻墻面上？若是，則不排除這些石雕來自一個臺頂之上更加輝煌的神廟類建筑，而這一變化形成的原因，則或由于石峁上層發生的一次巨大的社會變革，宏偉的建筑被推倒，廢棄的建筑材料被重新砌筑在修葺之后的大臺基之上。抑或石雕最初就是砌筑于大臺基護墻墻面上作為帶有特殊寓意的特殊裝飾？上述可能，尚待更多的考古證據。

從圖案主題、表現手法及繪制技藝等方面來看，這些石雕與中國北方地區的自紅山文化以來形成的石雕傳統有著密切的關系，可能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后石家河文化”玉器、二里頭文化綠松石“龍”“虎”，甚至商周青銅禮器的藝術構思和紋飾風格。

本次發掘中，從覆壓護墻的棄置堆積中出土了大量鬲、斝、盉、瓶、豆、甕等龍山時代晚期典型陶器。結合已有測年結果，我們認為，皇城臺大臺基的主體使用年代當不晚于龍山晚期。

大型夯土高臺建筑基址、氣勢磅礴的石砌護墻、設計精巧的城防設施以及藏玉于石、殺戮祭祀等特殊跡象，以及石雕、陶鷹、卜骨、陶瓦、口簧、玉器等珍貴文物，不僅彰顯了皇城臺的核心地位，而且暗示著石峁城址在中國北方地區社會復雜化過程中具有的區域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的雙重角色。

連續九年的系統考古工作表明，作為石峁城址的核心區域，皇城臺或已具備了早期“宮城”性質，是目前東亞地區保存最好、規模最大的早期宮城建筑，展現了黃土高原上一處神秘王國都邑的極致輝煌。石峁遺址考古成果不斷刷新著學界對中國早期文明的認知高度。

河南淮陽平糧臺城址

發掘單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項目負責人：秦嶺 曹艷朋

平糧臺城址位于河南省周口市淮陽區大連鄉大朱莊村西南，1980年由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發現并發掘，是中國最早確認的新石器時代城址之一，曾激發了中國考古學界關于早期城市與文明起源等問題的熱烈討論。2014至2019年，經國家文物局批準，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組成聯合考古隊，對城址進行了系統勘探、調查與發掘。

六年來的新發現和研究成果，進一步揭露和確證了平糧臺龍山城址的正方形形狀與對稱城門結構；發掘并復原了城內的“中軸線”布局、完備的排水系統；發現了中國最早的“雙輪”車轍；并出土一系列反映多元文化影響的高等級遺物。

布局方正、中軸對稱、規劃嚴整的城址

系統的考古鉆探和數字化記錄分析結果顯示，平糧臺城址平面形狀為正方形，城內長寬各185米，城內使用面積約3.4萬平方米；加上城墻寬度，則城址占地總面積約5 萬多平方米；若再包括外側城壕，長寬大致各310米，面積近10萬平方米。

平糧臺城址的南、北、西三面各有一城門，基本居中，東城門可能遭晚期遺存破壞無存。城內中軸線位置發現一條南北向的干道，兩端分別對應南、北城門，墊土為細密的白色細沙土，寬約6-7米。根據南城門內外道路和城內中部道路的路面堆積層位可知，這條中軸干道從建城之初一直延續使用至龍山時期最晚階段。

城內布局以南北道路為中軸，規劃有序。經大面積揭露，確認了多排東西向布局的高臺式排房。最初的房屋在生土上統一規劃建造，一般先墊筑純凈且厚達幾十厘米的首層房屋墊土，再以土坯為原料平地起建。排房前后間距15米左右，室外活動面基本串通相連；每組房屋的門向均朝南，布局規整統一。單排房屋東西延續60余米，接近中軸線止。后期排房逐漸向南北兩側擴展。每排房屋由3-4組多間房組成，所有單間規模均較為一致。

布局完備的城市排水系統

為解決城內排水，高臺排房和道路外緣均分布有縱、橫向的排水溝。2019年在長排房址西部發現一組原址保存的陶排水管，東西向埋設于長排房北側室外坡腳，與居住區邊緣有意開鑿的南北向水溝聯通，水溝另一側即為中軸線道路。

南城門附近新發現兩組龍山時期的陶排水管道，節節套扣，構思精巧，縱向穿過城墻基礎。每組排水管道皆有一定的坡度，城內高于城外。城內溝渠或洼地有進水口，城外通過溝渠排向外側的壕溝。陶排水管和縱、橫連通的溝渠共同構成了目前國內已知年代最早、最為完備的城市排水系統。

年代最早的車轍痕跡

在南城門內早期道路上，還發現了車轍痕跡。車轍寬0.1-0.15米，深0.12米，最明顯的一條長達3.3米。其中一組基本平行的車轍間距0.8米，為“雙輪車”的車轍印跡。該段路向東延伸并轉彎向南，連通中軸道路，直通南城門。

經打破道路遺跡堆積物中有機質樣品的碳十四年代測定，這些車轍痕跡的絕對年代不晚于距今4200年。這很可能是我國年代最早的“雙輪車”車轍痕跡，與二里頭遺址發現的車轍相比，將我國用車的起源至少提前了500年。

出土一批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高等級遺物

作為豫東地區重要的龍山時代區域中心，平糧臺城址還出土了一批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重要遺物。

南城門附近第二期道路墊土中發現的玉冠飾殘片，形狀和加工特征與后石家河文化、海岱龍山文化的同類器物近似。排房室外堆積中，出土了一件可復原的龍山時期陶碗，表面刻畫有對稱的復雜獸面紋，與長江流域的玉器紋飾在結構和表現方式上頗為接近。

城內發現有四具完整的用于祭祀的黃牛。牛肩胛骨還被用于占卜。此外，使用牛骨制作骨器的現象也十分普遍。黃牛是龍山時期才進入中原的家畜新品種，其在平糧臺城址的大量發現，對研究起源于西亞地區麥作傳統下的黃牛如何融入中原地區傳統的粟黍農業經濟體系具有重要意義。

平糧臺城址方正規整、中軸對稱的特點，無疑是中國古代城市規劃思想的源頭，在城市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突出價值。年代最早、最為完備的陶水管排水系統也為研究早期城市的水資源管理提供了絕佳材料。平糧臺城址出土的各類遺存，展現了中原龍山文化兼容并蓄的特質，是新石器時代末期各區域文明間交匯融合的集中體現。

山西絳縣西吳壁遺址

發掘單位：中國國家博物館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運城市文物保護研究所

項目負責人：戴向明

西吳壁遺址位于山西省絳縣古絳鎮西吳壁村南，地處涑水河北岸的黃土臺地上，南距中條山約6公里。遺址地勢東北高、西南低，總面積約110萬平方米，包含仰韶、龍山、二里頭、二里崗及其后多個歷史時期遺存。二里頭和二里崗時期遺存分布面積均在70萬平方米左右，遺存較密集的區域位于遺址東部，面積約40萬平方米，該區域東南部存在面積約10萬平方米的冶銅遺存集中分布區。經勘探可知，冶銅遺存集中分布區存在內、外兩重環壕，壕內面積分別為1.2萬和6萬平方米，局部探溝解剖顯示其形成年代很可能在二里頭到二里崗期之間。

2018年3月起，中國國家博物館考古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及運城市文物保護研究所聯合組隊，在西吳壁遺址開展了正式的考古發掘工作，至2019年11月，揭露出龍山、二里頭、二里崗及周、秦、漢、宋等時期的大量遺存，其中以二里頭與二里崗文化時期的冶銅遺存最豐富和最具特色。

二里頭文化時期遺跡包括房址、灰坑、灰溝、木炭窯等。一座地穴式房址地面上出土很多銅煉渣、殘爐壁等，與冶銅活動存在直接關系。一座大型近橢圓形直壁坑內存在多層自南向北的傾斜堆積，其中包含大量銅礦石、殘爐壁、銅煉渣、木炭，還有鼓風管，以及石錘、石砧等與冶銅相關的遺物；此坑旁邊有一座規整的地穴式小型房址，其北壁有一經燒烤過的圓錐形壁龕，或許與某種祭祀活動有關。距這組遺跡不遠處發現一組木炭窯，窯中部為一座地穴式操作間，三座近圓形木炭窯室分居操作間的北、西、南部，東部為出入通道。這些跡象表明附近曾存在冶銅作坊，使用木炭煉銅。

二里崗文化時期的遺跡包括房址、灰坑、灰溝、冶銅爐殘跡、水井等。一座地穴式房址帶有多個被火灼燒過的壁龕，房內堆積中出土很多銅煉渣。灰坑形制多樣，其中多數都發現有數量不等的銅煉渣或殘爐壁等冶銅遺存。已確認兩座殘存底部的冶銅爐，在其中一座冶銅爐下發現了埋有人骨的奠基坑，應與鑄爐煉銅的祭祀儀式相關。兩座冶銅爐之間有很大一片活動硬面，串聯起多個與冶銅相關的遺跡。在遺址中南部發現一處窖穴集中分布區，在不足170平方米的范圍內揭露出十余個二里崗文化時期的袋形窖穴，可能是當時倉儲區之所在。該區域還發現一座深逾15米的水井，井壁上可見排列整齊的腳窩。

二里頭文化時期的陶器主要有鼓腹罐、深腹罐、鬲、甗、蛋形甕、斂口甕等；二里崗文化時期主要有鬲、甗、大口尊、盆、深腹罐、豆、簋、蛋形甕等。兩個時期的考古學文化面貌分別屬于二里頭文化東下馮類型與二里崗文化東下馮類型。二里頭和二里崗時期的石器主要有錘、杵、砧等，其中一些沾染銅銹，多屬敲砸礦石或爐渣用的冶銅工具。兩個時期皆出土了少量殘斷的陶、石范，所鑄應為一些小型工具。

碳十四年代測定結果顯示，西吳壁二里頭、二里崗文化時期的年代集中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至公元前1200余年之間，主體落在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我們選擇礦石、煉渣等出土標本進行了實驗室科技檢測，檢測內容包括冶金遺物的產品屬性、成分信息、微區形態以及特征元素等，結果顯示本遺址的冶金產品為紅銅，所用銅料為未經焙燒的富硫氧化礦石。

西吳壁遺址夏商時期面積較大，應具有中心聚落的性質。發掘出土的種類豐富的遺跡和遺物共同構成了冶銅產業鏈的各個環節，為進一步復原早期冶銅工業的技術、生產方式、生產場景提供了豐富的資料。該遺址的發掘，首次在中原地區揭示出已知時代最早、規模最大、專業化水平最高的夏商冶銅遺址，彌補了從銅礦開采到集中鑄造之間所缺失的冶煉環節，填補了中國冶金考古的一個重要空白。通過西吳壁遺址的發掘，結合我們近些年在晉南中條山地區的相關工作和學術界其他成果，可以肯定本地區處于產業上游的采礦、冶銅業主要為終端鑄造業輸送原料，而下游產業所生產的銅禮器和兵器等國之重器應主要集中在國都及附近地點，從而充分表明了早期王朝國家對此種重要戰略資源及其產業鏈的直接控制。這為理解夏商王朝的崛起與控制、開發、利用銅礦資源之間的關系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甘肅敦煌旱峽玉礦遺址

發掘單位：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項目負責人： 陳國科

近年來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多家單位持續續開展了“河西走廊早期玉礦遺址考古調查、發掘與研究”項目，先后發現了馬鬃山徑保爾草場、寒窯子草場和旱峽玉礦遺址。

徑保爾草場玉礦遺址位于馬鬃山鎮西北約20公千米的河鹽湖徑保爾草場，面積約6平方千米,是目前國內所見規模最大玉礦遺址。地表可見礦坑、房屋、防御性建筑、石料堆積等遺跡383處，整體沿礦脈走向呈西北至東南向分布。2011-2017年發掘面積5400余平方米，清理房址124座、灰坑112處、石料堆積43處。可見中原漢文化和騸馬文化兩類遺存，年代為戰國至漢代，碳十四測年為390BC至60BC。

寒窯子草場玉礦遺址位于馬鬃山鎮東北寒窯子草場，面積0.5平方千米。2014年調查確定礦坑、石料堆積、防御型建筑等10余處。各類遺存依東西走向礦脈分布于山體兩側。該遺址文化面貌與徑保爾草場玉礦遺址基本一致。

旱峽玉礦遺址位于敦煌市東南三危山后山，西北距敦煌市約68千米。遺址東西約3000米、南北約1000米,面積約3平方千米。2015年調查確認玉礦礦脈三條，確定礦坑、崗哨、房址等各類地表遺存188處。2019年發掘面積300平方米，清理房址、礦坑、崗哨等12處，其中地面石砌房址1座、半地穴式房址5座。早期為西城驛文化和齊家文化遺存，碳十四測年為距今4000至3700年，晚期為騸馬文化遺存，年代早于徑保爾草場玉礦騸馬文化遺存。

三處玉礦遺址均為由防御區、采礦區、選料區等組成的采玉聚落址。礦坑多為順山體開采形成的近圓形、橢圓形和不規則形的淺坑，口大底小，礦坑周邊堆積大量的石料。防御性崗哨位于山頂，房址、選料區多位于山體兩側近底部的緩坡上。呈現出山體頂部崗哨、中部礦坑、底部房址和選料區的分布特征。旱峽玉礦房屋分布較為疏散，以單間半地穴式為主。而徑保爾草場玉礦遺址房屋分布較為集中，整體呈圓形，可劃分為多組，有半地穴式和地面式兩大類，以半地穴式為主。三處遺址所見半地穴式房屋平面多呈方形，有單間和套間兩種，結構基本相似，主要由柱洞、門道、儲藏坑（臺）、土臺（炕）、操作坑（臺）、灶臺、地面等幾部分組成，部分操作臺上有礪石。多數房屋存在改變形制、多次使用的情況。

出土遺物主要有陶器、石器、銅器、鐵器、玉料、石料、皮革、植物遺存、動物遺存等。陶器主要為生活用器，石器多為采礦、選料的工具石錘、礪石，也有少量的生活用具如石刀、紡輪。相比旱峽，徑保爾出土有較多的銅、鐵器，銅器主要有武器、工具和裝飾品等，武器以箭鏃為主。鐵器有武器鏃、矛、劍、刀及工具斧等。玉料多為山料，有少量戈壁料，顏色有白、青、青白、黃、糖色、青花等，其中黃白玉和青玉比較常見，顏色飽和度偏低的黃白玉最為特征。玉料主要礦物為透閃石，玉化好的樣品透閃石含量95%以上,品質好者透閃石含量更達99%以上。玉料具有柱狀變晶結構-纖維交織結構，其中柱狀變晶結構和纖維交織結構混雜出現者常見，致密細膩玉料的透閃石顆粒在5～20μm左右，部分粗粒的達20-100μm，玉料的折射率1.61～1.62，平均相對密度在2.95左右。

三處玉礦具有典型的接觸交代大理巖型玉礦成礦的特征，可以劃分出R型和P型兩種完整的成礦系列，是研究和解剖接觸交代大理巖型玉礦成礦的理想地區。其發現為北山及祁連造山帶軟玉成礦研究及找礦提供了重要的窗口，也為尋找該地區潛在的古玉礦遺址提供了借鑒。

旱峽玉礦等遺址直觀呈現了自西城驛文化、齊家文化時期至騸馬文化晚期、西漢早期這近2000年間甘肅西部地區透閃石玉料開采、利用的景象。科學檢測分析顯示，山西下靳遺址的玉器玉料來自于敦煌旱峽玉礦，徑保爾草場玉礦是徐州獅子山玉器玉料礦源之一。一系列的證據表明，甘肅地區的透閃石玉料很早就進入到甘肅以東及周邊區域，在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發揮了獨特作用。

湖北隨州棗樹林春秋曾國貴族墓地

發掘單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隨州市博物館  曾都區考古隊

項目負責人：郭長江

棗樹林墓地位于湖北省隨州市東城辦事處文峰社區。2018年3月，經國家文物局批準，棗樹林聯合考古隊對墓地已勘探的86座春秋曾國墓葬進行發掘，取得了重要收獲。

棗樹林墓地與近年發掘的文峰塔墓地均屬于義地崗墓群，后者發現有曾侯、曾侯、曾侯丙等曾侯墓葬，是一處春秋晚期至戰國中期曾國貴族墓群。墓地按曾侯及其夫人墓、高等級貴族墓和低等級貴族墓可分為5座“甲”字形大墓、19座中型墓、62座小型墓，墓葬均為東西向。其中5座“甲”字形大墓分三組由北及南排列，三組大墓墓主分別為曾公求及夫人漁、曾侯寶及夫人羋加、曾侯得，每組北部為夫人墓，曾侯墓居中，南部東西兩側分別葬有馬坑和車坑，中、小型墓葬分布在大墓外圍。

曾侯墓葬至少應為七鼎六簋，夫人墓為五鼎四簋。墓地出土銅器2000余件，其中銅禮樂器近600件，除曾公求夫人漁墓外的其他4座曾侯及夫人墓出土不同組合的編鐘共88件：曾公求編鐘34件，其中镈鐘4件、甬鐘17件、鈕鐘13件；曾侯寶編鐘被盜僅存15件，其中镈鐘2件、甬鐘13件；曾侯得編鐘20件，其中镈鐘4件、甬鐘16件；曾侯寶夫人羋加編鐘被盜僅剩鈕鐘19件。發現銅禮、樂器銘文近6000字，其中曾公求編鐘銘文近1150字，單件镈鐘銘文達312字，這是新世紀考古發現最大的一批春秋時期金文資料。墓地部分墓葬保存條件較好，在現場文物保護手段的支持下，較為完好的清理出棺槨、漆器及兵器桿柄等有機質文物。

棗樹林墓地彌補了春秋中期曾國的缺環，構建了中國周代封國中以考古發掘最完整的材料也是最重要的文化序列，構建江漢地區青銅文化的一個標尺，在曾國乃至兩周考古領域具有重大意義。

一、棗樹林墓地發掘的三組侯墓是經過科學考古發掘、棺槨結構和器物組合等保存最好的春秋中期諸侯級墓葬，填補了不見春秋中期曾侯的空白，對完善曾國世系及研究春秋中期諸侯墓葬提供了翔實的資料。三組曾侯墓葬在布局和年代上都與墓地之南的曾侯、曾侯、墓葬相銜接，整個墓地規劃有序，墓葬排列整齊，體現了周文化墓地特征和曾國葬制的傳統。

二、墓地年代較早的墓葬隨葬器物形制大體與周原地區相近，較晚的墓葬隨葬器物已有很明顯的楚文化風格，說明在春秋中期曾國從“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的轉變，為探討曾、楚、周之間的關系提供了實物資料，對研究春秋中期曾國乃至周文化體系青銅禮器的變革、構建南方青銅文明意義巨大。

三、青銅禮樂器銘文反映了極其豐富的曾國及周王朝歷史文化信息：

1. 羋加編鐘銘文“帥禹之堵”、“以長辝夏”，可與傳世豳公盨、秦公簋、叔夷镈的“禹”“夏”銘文相印證，反映了春秋時期不同文化區域對“禹”和“夏”的共同認知，為研究中華文明起源問題提供了新材料；

2. 羋加編鐘銘文“余文王之孫”等，涉及曾國是文王之后的新材料,可與曾侯編鐘銘文“稷之玄孫”、“左右文武”對照，從銘文記載的角度辨析周代從“稷”到“文”、“武”的世系，為建立曾國世系提供了最直接重要的文獻資料；

3. 羋加銅器銘文“楚王媵隨仲羋加”等，充分證明曾即為隨，從而為學術界長期爭論不休的“曾隨之謎”畫上了句號；

4. 曾夫人漁墓出土銅鼎銘文“唐侯作隨侯行鼎”，為尋找唐國提供了新線索，同時為研究周王朝體系下的曾國和唐國交流提供新的材料；

5. 編鐘銘文“昭王南行，左右有周，賜之用鉞，用政（征）南方”，為研究周王朝開發南土提供了新材料；

6. 曾公求編鐘銘文“適于漢東，（南）方無疆，涉政（征）淮夷，至于繁陽”等，對研究曾國地望提供了新線索；

7. 曾公求編鐘銘文中出現了“玄镠”、“黃镈”、“鐈膚”等系列貴重金屬材料的名稱，對研究冶金史和材料史具有重大意義。

曾國在西周早期至戰國中期的存世階段，從國君到中小貴族的墓葬、中心區域遺存都有揭露，曾國成為商周考古中物質文化面貌揭示最為完整、全面的諸侯國。曾國歷史從傳世文獻記載不明，到考古揭示出清晰的國君世系、社會階層、文化面貌，體現出考古寫史的作用和意義。

新疆奇臺石城子遺址

發掘單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

項目負責人：田小紅

石城子遺址位于奇臺縣半截溝鎮麻溝梁村。地處天山山脈北麓山前丘陵地帶。北與奇臺、吉木薩爾等綠洲相連，南越天山可至吐魯番盆地。2014～2019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對石城子遺址進行了系統考古勘探和發掘工作，取得重要成果。

石城子遺址經調查勘探確認由城址、手工業作坊和墓地等三部分構成。城址位于遺址東部一座突出的山嘴上，依山形水勢而建，北、西面筑墻，東、南以深澗為屏障，地形險峻，易守難攻。城址平面大致呈長方形，南北長380、東西寬280米，總面積約11萬平方米。城墻夯筑，基寬約8～9米、殘高可達3米。城墻西北角和東北角各有角樓1座，北墻上有馬面2座。西墻外約10米處有護城壕。城門1座，位于西墻中部。由門樓、門道、墩臺、回廊、散水及門塾等組成，門樓應為依托墻體及排叉柱支撐的大過梁式結構。

城內西北筑子城1座。東西長200、南北寬100米。城內通過考古發掘清理出房屋37間，房屋依地勢呈階梯狀布局，彼此間以巷道通連。墻體多為土坯壘砌或夯筑。房頂為兩面坡結構，上覆青瓦，椽頭飾云紋瓦當。城內還見灶、灰坑、車轍、散水等遺跡。

出土遺物以灰陶磚、瓦等建筑材料為主。筒瓦、板瓦尺寸較大，壁面飾繩紋、布紋、席紋等紋飾；瓦當當面多飾云紋或幾何紋。生活類器物及兵器較少，質地有陶、銅、鐵、石、骨角器等，個別陶器刻有“馬”、“宋直甕”字樣。錢幣為五銖錢。

窯址類手工業作坊和墓地位于城西。現發現陶窯3座，墓葬10余座。陶窯依山坡于生土中掏挖而成。平面呈馬鐙形。由前室、窯門、窯室（含火膛、窯床）和煙道四部分組成。窯室內出土磚、瓦、瓦當、陶碗、陶罐等與城內所出同類器物相同，表明其是采用中原傳統技術和裝飾母題在本地制作。

墓葬可分為豎穴土坑墓、豎穴二層臺墓和豎穴偏室墓三類。出土遺物有束頸罐、絹、金箔、料珠、五銖及羊距骨等。

發掘工作中十分重視多學科合作，環境考古、電（磁）法物探、遙感、動植物、土壤等專題研究均已取得階段性成果。運用三維建模、考古資料數據庫等技術手段全面提取和保存發掘原始信息。

經過6年調查、勘探和考古發掘，主要獲得以下四方面成果：

第一，石城子遺址是迄今為止新疆地區發現的唯一一處年代準確可靠、形制基本完整、保存狀況完好、文化特征鮮明的漢代古遺址。出土的大量漢代典型器物層位關系明確,在新疆地區考古學文化斷代上具有標尺意義,對于深化新疆地區漢代考古學文化研究具有重要價值。

第二，參照文獻記載，基本確定石城子遺址即為東漢耿恭駐守的“疏勒城”舊址。公元前60年，西漢王朝設西域都護，統轄整個西域地區軍政事務,標志著新疆地區正式歸入中國版圖。公元前48年，西漢在今吐魯番盆地始設戊己校尉管理屯田事務，分戊校、己校分駐天山南北。東漢明帝時，遣西域都護陳睦駐烏壘（今輪臺地區）、己校尉關寵駐柳中（今吐魯番魯克沁），戊校尉耿恭屯金滿城（今吉木薩爾地區）。公元75年，耿恭“以疏勒城旁有澗水可固”,引兵以拒匈奴。石城子遺址考古發現與高昌故城附近“高昌壁”所屬遺物及甘肅敦煌市懸泉置遺址、馬圈灣遺址所出有關戊己校尉漢簡資料結合，共同實證了兩漢時期設立西域都護之后有效管轄西域軍政事務的輝煌歷史。

第三，石城子遺址位于中原王朝經營西域的戰略孔道上，控扼天山南北往來交通的關隘,建制上嚴格遵循漢代邊郡的軍事建筑規制，為深入研究新疆地區及絲綢之路沿線兩漢時期軍政建置體系及邊城規制提供了寶貴資料。

第四，石城子遺址是漢代中原王朝有效治理和管轄西域的歷史見證，其考古成果對于闡釋新疆自漢代開始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流交融、息息相通的歷史史實、對于推進“一帶一路”核心區歷史文化建設等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

青海烏蘭泉溝吐蕃時期壁畫墓

發掘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青海省海西州民族博物館

項目負責人：王鵬

泉溝墓地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烏蘭縣希里溝鎮河東村東2公里處，分布于泉溝周邊的山谷地帶。一號墓修建于泉溝北側300米處一座獨立山丘的東側斜坡之上。2018年9月-2019年11月，經國家文物局批準，在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廳、省文物局安排部署下，在海西州委州政府、烏蘭縣委縣政府的支持配合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海西州民族博物館和烏蘭縣文體旅游廣電局聯合對該墓葬進行了發掘。

泉溝一號墓形制為帶墓道的長方形磚木混合結構多室墓，由墓道、前室、后室和兩側室構成。墓道大致為東向（78°），前半為斜坡，后半為梯道，總長約11米。墓壙平面大致為方形，長10、寬8、深10米。填土中距地表5米深處埋葬有一殉葬武士，仰身直肢葬式，腰佩箭囊，肩側有木弓遺跡，足部有殉葬羊骨，身下及周邊鋪設大石塊為葬具。墓室由前室、后室和兩個側室組成。前室為磚室，后室及兩側室為柏木砌成的木槨結構，頂部用柏木封頂，主室封為三層。墓頂上堆積1米厚大石和0.50米厚的石子封護。前室磚墻和后室柏木墻表面均繪壁畫，剝落較嚴重。前室墓門側壁畫內容為儀衛圖，殘留有執旗和牽馬迎賓侍衛，其他壁面原繪有狩獵、宴飲、舞樂等內容，但損毀嚴重，頂部描繪各類飛禽走獸、祥龍飛鶴。后室四壁繪有進獻動物、帳居宴飲、漢式建筑、山水花卉等內容，頂部繪日月星辰、神禽異獸、祥龍飛鶴等圖像。各室門框上彩繪寶相花圖案。前后室內中央各立一根八棱立柱，表面彩繪有蓮花圖案。前室地面鋪土坯，后室鋪磚。后室內發現大量彩繪漆棺構件，應該為雙棺，棺表髤黑漆，再施彩繪，內容有騎馬行進人物、獸面、飛鳥、花卉、云團及幾何圖案等內容。人骨堆積散亂，可見至少2具骨骸，推測應為夫妻合葬墓。隨葬品有絲織物殘片、嵌綠松石金銀帶飾、銅筷、銅飾件、鐵器殘塊、漆木盤、陶罐殘片、玻璃珠、糧食種子和動物骨骼等。

在后室西側木槨外墓底坑壁上，發現一處封藏的暗格，內置一長方形木箱，長1、寬0.90、高0.89、厚0.6米，箱內端放一件珍珠冕旒龍鳳獅紋鎏金王冠和一件鑲嵌綠松石四曲鋬指金杯，木箱下鋪有糧食種子。鎏金王冠前后各飾一對翼龍，兩側各飾一立鳳，后側護頸飾雙獅，周身鑲嵌綠松石、藍寶石、石榴石、天青石珠等，內襯以絲綢，冠前檐綴以珍珠冕旒。供奉和珍藏的意味突出，可見是墓主人最為珍視的、兼具神圣性的重要物品。鋬指金杯有四曲杯體和方形圈足，裝飾富麗，技藝精湛，融合唐朝、中亞和吐蕃之風于一體，以往出土的同類器物中無出其右者。

泉溝一號墓在幾個方面的“首次”是非常值得關注的：

一是該墓葬是青藏高原首次發現的吐蕃時期壁畫墓。壁畫墓在漢文化區非常流行，但在青藏高原極為罕見，尤其是吐蕃統治時期，并不流行這類墓葬裝飾形式，顯示了該墓葬的與眾不同之處。繪畫技法具有濃郁的唐風影響，圖像內容又兼具青藏高原游牧民族特色，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和藝術價值。

其次，彩繪漆棺也是迄今為止青藏高原首次發現的獨特葬具裝飾形式。吐蕃時期青海地區多見彩繪木棺，而中原內地多見無彩繪的漆棺，這也是兩個地區不同文化的融合形式。由于制漆技術和原材料所限，青藏高原制作大件漆器是極其不易的，這也暗示了該墓葬具有非同一般的級別。

尤其重要的是，墓葬內設置密封的暗格，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考古史上，都沒有發現過類似的先例。鎏金王冠顯示墓主人很可能與吐蕃時期當地的王室有密切關系，曾經擁有極高的統治地位，由此也可以推知吐蕃時期在柴達木盆地北緣地區可能設置有高級別的行政和軍事建制。迄今為止中國境內歷代王冠極少出土，均被盜擾嚴重，或保存極差難以復原。墓葬內暗格的獨特設置，可見造墓者用心之良苦。

根據出土物特征和壁畫內容風格，可以推測該墓葬為吐蕃時期，碳14測年顯示為公元8世紀。這個時期吐蕃已經占領了青海地區，并以此為大本營，與唐朝在臨近的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區展開激烈角逐。柴達木盆地北緣地處青海絲綢之路戰略要沖，扼吐蕃通唐朝和中亞之門戶。吐谷渾統治時期和吐蕃統治時期豐厚的財富積累和文明發展高度，以及唐朝和中亞地區源源不斷的文化輸入，對于青海地區多民族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力。該墓葬的發現，對于探討古代漢藏文化融合進程和青海絲綢之路的文化交流盛況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

廣東“南海I號”南宋沉船水下考古發掘項目

發掘單位：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

項目負責人：孫鍵 崔勇

“南海Ⅰ號”沉船1987年發現于廣東省臺山、陽江交界海域，國家先后組織開展過多次水下搜尋、物理探測、水下考古調查與發掘等工作。2007年在多次水下考古工作基礎上，我們以空前的整體打撈方式，完成鋼沉箱靜壓下沉和水下穿梁后把5500噸的鋼沉箱包裹的“南海I號”古沉船及其船貨整體起吊出水，最后采用氣囊拉移的方法平穩移入專門為之建造的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內。“南海I號”整體打撈的成功，開辟了水下文化遺產保護的新模式和新領域，對中國乃至世界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事業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意義！

然而，整體打撈后沉船保存環境的不斷改變及沉箱結構材料的力學性能和承重能力受嚴重威脅等原因，迫使我們必須盡快進行考古發掘及相關保護。經多方努力，2012年即開始組織場館改造，建設發掘平臺，架設機械運載天車，引入現代化車間工程管理運作系統，架起光源穩定可控的平行光源燈陣，采用最先進精確的測繪技術和各種影像、三維模型等數據采集模式，建設了配套現場考古發掘的文物保護實驗室等，建成世界最大最先進的現代化考古實驗室。2013年底“南海I號”保護發掘工作全面啟動，2015年完成沉船本體及船貨以上的堆積清理，此間的清理用田野考古的發掘方式見證了沉船沉沒下壓，到海水激蕩沖擊擾亂，海生物侵蝕，淤泥掩埋，再到意外發現，水下調查、發掘，到最后打撈的整個過程，同時也為水下考古沉船考古甚至陸地田野考古發掘提供了很有意義的對比借鑒和經驗。

清除上部淤泥和部分凝結物后，沉船表面輪廓基本暴露，船體結構較為完整，船型扁肥，船艏平頭微起翹，兩側船舷略弧曲，艏艉部弧收，具有一定的型深，但艏艉部分受損殘缺，舵樓等上部建筑、日用生活物品和舵桿、桅桿等斷裂散落，右后部微傾斜下沉。殘長約21.91、最大船寬約9.87米。左右兩舷側板為多重板搭接結構，主要為三重板結構，左船舷強力甲板或稱艙面甲板結構保存較好，船內各隔艙板也有不同程度暴露，已發現14道木質隔艙板，艙壁板上部殘損，下部保存較好，共13道橫向隔艙。在隔艙間還存在以舵、桅為中心左右對稱的兩道首尾縱向小隔艙和貨物隔板。沉船部分隔艙間保留有舺板痕跡，還有保存較好的桅座以及厚重的桅面梁、舵孔等結構。從已發掘暴露的船體結構判斷，該沉船屬于我國古代三大船型的“福船”類型，是宋代造船史上不可多得的活標本。

發掘提取的文物種類豐富，主要有瓷器、銅鐵器、金銀器、漆木器、錢幣、朱砂、動植物殘骸、植物果核等。同時還包括反映埋藏環境與沉船關聯的大量海洋生物殘骸以及不同歷史時期的遺留物。截止至2019年，共發掘文物近18萬件套，其中瓷器約16萬件套，鐵器凝結物124噸。其中既有船貨，還有船上的生活用具及旅客所攜帶的貿易用具或隨身物品等。船艏至船艉各船艙艙室內主要為碼放整齊的各類瓷器，部分艙室上部碼放鐵鍋和鐵釘，各艙貨物品種分布及裝載具有一定的規律。船貨構成豐富，瓷器種類、樣式、窯口等在原來出水發現基礎上更加豐富，幾乎囊括了當時南方主要窯口與瓷器種類，大部分產自江西、福建和浙江，為南宋南方瓷器研究提供了一大批年代性質明確的標準器，一些器形較為特殊的外銷瓷器、濃郁異域風格的金飾品和剔犀、剔紅漆器等更加值得考究。

“南海Ⅰ號”沉船發現的銅錢中最晚年號為南宋早期孝宗時期（1174-1189）的“淳熙元寶”款，還有據相關金頁、銀鋌及瓷器推測該沉船應屬南宋中晚期。其后又發現一件德化瓷罐上有“癸卯”年墨書，南宋淳熙癸卯年為1183年，此后至下一個癸卯年前的六十年間，南宋王朝還有十個年號，皆未發現相關銅錢或紀年文書，可推測該沉船出航應在1183年。恰又與福建“九日山”1183年石刻遙相呼應，其中關聯有待考究。

“南海Ⅰ號”沉沒地處古代 “海上絲綢之路”必經之地。“南海Ⅰ號”大量的貿易瓷器是為適應不同市場需求的外銷品種，而不同文化的審美、器型、工藝等也對中國瓷器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鐵器、銅器、絲綢等手工藝制品以及日常生活用品業已成為輸出的主要貨物；大量金、銀、銅幣的出現，顯示出宋代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已涉及到海外貿易體系當中，再現了南宋海洋活動的繁榮景象。

“南海Ⅰ號”作為一個相對獨立而又結構完整的水下遺存，其蘊藏的信息總量極為龐大。在此優越發掘條件下，我們引入聚落考古理念，將“南海Ⅰ號”作為某一時間節點上高度濃縮的聚落形態，對海洋沉船的埋藏環境、古代貿易活動和海上生活、沉船遺址的海洋生態、古代中外生物交流等進行綜合研究。我們的保護發掘正是在無限接近全面提取揭露這些龐大的信息，這正是最初整體打撈的構想和初衷，同時也對水下考古學科建設和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其發現及打撈發掘工作前后歷經近三十年，也是我國水下文化遺產保護發展的一個縮影，見證了我國從無到有，再到成熟壯大的水下考古學科領域的發展歷程。這都是兩代人多年努力與成就，今天的成果足以告慰水下考古初創者與“南海Ⅰ號”第一任領隊——俞偉超先生。